于角色弧光中见自我来路与艺术归途——记者对话“文华表演奖”获得者虞文兵

日前，安庆市黄梅戏艺术剧院青年演员虞文兵凭借在黄梅戏《太阳山上》中李安本一角的精彩演绎，荣获第十八届文华表演奖。这是安徽省时隔十二年“再摘文华”。

作为每3年评选一次的行业标杆奖项，文华奖的竞争十分激烈，本届共评出10个表演奖，戏曲演员仅4席，虞文兵是其中唯一的男演员。近日，虞文兵接受了记者的专访，让我们一起走进他的艺术世界。

获奖：一束光，照亮来时路，亦指明未来途

记者：首先衷心祝贺您荣获第十八届文华表演奖。这个奖项，是行业至高的认可，此刻，您最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？

虞文兵：谢谢。首先我想在此感谢所有为这个戏付出过汗水的每一个人。因为我们是一台戏，所以这份荣誉是属于大家的。获奖那一刻，心情很复杂。聚光灯很亮，台下嘉宾和同行们的目光都汇聚过来，压力与荣幸并存。那一刻，我最先想到的，是很多个普通的日子——习惯早到剧院，在化妆间里安静准备。

第一次读《太阳山上》的剧本，我反复看了最后一幕，李安本那段长达11分钟的独唱。读着读着，眼泪就掉了下来。剧本里那个小人物的挣扎和转变，让我很有感触。我好像能看到一条崎岖的山路，很多像李安本一样的普通人，在时代的大背景下，努力地生存、抉择。我感觉，李安本的处境，和我自己，以及很多在奋斗的人们，在某种意义上是相通的。

这个奖对我个人来说，意义超出了荣誉本身。它更像是一次总结和一次提醒。它照亮了我过去十几年学戏、演戏的道路，那些付出的努力和遇到的困难；更重要的是，它像一座灯塔，让我更清楚地看到作为一名黄梅戏演员未来的责任。

角色：解剖一个“非典型英雄”的灵魂弧光

记者：李安本这个角色，与传统戏曲中的英雄形象截然不同。您是如何理解并构建这个复杂人物的内核？

虞文兵：对，李安本的魅力恰恰在于他的“非典型性”。他不是一个天生的英雄，甚至可以说，他身上带着许多普通人都可能有的弱点：贪生怕死、精于算计，一个在乱世中只想保全自身的小电报员。他的起点非常低，是被命运裹挟着，被迫上了太阳山。但正是这种低起点，让他的蜕变显得格外真实和动人。

我理解他的核心，在于“人性的挣扎与苏醒”。他的转变，绝非一蹴而就的英雄主义觉醒，那不是真实的人性。那是一个被迫卷入历史洪流的小人物，在亲眼目睹了新四军战士们的牺牲、坚守和那份纯粹的理想信念之后，内心深处的良知被一点点唤醒的过程。我常常在脑海中用无形的线条去勾画他的“人物弧光”——这条弧线，起于卑微和自私，承于内心的矛盾与挣扎，转于关键事件中的震撼与感悟，最终合于精神的升华与舍生取义。这条弧光，不仅是他个人的成长轨迹，某种程度上，也隐喻了在那个烽火年代，千千万万普通中国人思想觉醒的缩影。

塑造：从外部技巧到内心体验的淬炼之路

记者：将这样一个内在世界如此丰富、转变层次如此分明的角色立在于舞台上，过程必定充满挑战。您能详细谈谈塑造过程中遇到的具体困难，以及您是如何克服的吗？

虞文兵（第一排中间）在黄梅戏《太阳山上》饰演李安本

虞文兵：这个过程，是一场漫长的跋涉。困难是多方面的，可以说是一次从“形似”到“神至”的艰难蜕变。初期，最大的困难在于打破“行当”的程式化束缚。黄梅戏，乃至所有戏曲，都讲究“程式”，一招一式都有法度。但李安本这个角色，很难简单地归入某个固定的行当。用老生的沉稳来演他前期的油滑，会显得呆板；若完全用丑角的夸张来表现，又会流于肤浅，失去人物后期的庄重。所以，我和导演团队首先做的，是为他设计了一套极其细腻的、渐进式的外部形体语言。

前期，他身形佝偻，含胸驼背，眼神总是闪烁不定，看人时习惯性地快速瞥一眼又立刻移开，动作幅度小且快，带着一种市井小民的警觉与狡黠。我们甚至刻意融入了一些丑行灵巧、略带滑稽的技法，比如他算计时手指的快速捻动，受惊时下意识的缩脖，来突出其不堪与窘迫。

中期，随着剧情推进，在与新四军战士的共处中，尤其是在经历了生死考验后，他的形体开始发生变化。背渐渐挺直了一些，眼神中闪烁的惊慌减少了，取而代之的是困惑与思考。

到了后期，当他完成精神蜕变，决定留下帮助新四军发出那封“最后的电波”时，他的站立姿态是沉稳如山的，步伐是坚定有力的，眼神是清澈而决绝的。这种外部形体的变化，是塑造人物弧光可见的“骨架”，需要演员对身体有极强的控制力，每一个关节、每一块肌肉都要为角色服务。

但仅仅有“骨架”是远远不够的。更深层次的困难，在于如何让角色的内心世界真实可信地流淌出来。真正的转折点，来自于一次生活与戏剧的残酷交织。去年，《太阳山上》即将参加一次大型演出，演出团队紧锣密鼓排练冲刺之际，我的父亲突然生病住院。

那段时间，我白天在排练场，是那个在命运重压下恐惧、挣扎、寻求生路的李安本；晚上赶到医院，我是在病房外走廊里，为至亲安危忧心忡忡、深感无力的儿子。

那种对未来的不确定性，对可能失去的深切恐惧，那种个人在巨大变故面前的渺小感，与李安本初上太阳山时的惶惑、无助，在情感的内核上产生了强烈的共鸣。那一刻我豁然开朗：李安本的“怕”，并非可耻的懦弱，而是人性中最真实、最本能的反响。他的成长，不是简单地摒弃了“怕”，而是在一种更崇高的信念感召下，理解了何为“无畏”，何为比个人生死更重要的东西。这份“感同身受”，是任何技巧都无法替代的，它让我真正触摸到了李安本的灵魂。从此，我的表演不再是“演”一种情绪，而是从内心深处“流淌”出真实的情感。

共鸣：个人艺术成长与角色命运的相互映照

记者：您刚才提到个人经历与角色的共鸣，这是否意味着您个人的艺术成长轨迹，与李安本的精神蜕变之路，存在着某种奇妙的关系？

虞文兵：我常常觉得，演员和角色的相遇，是需要缘分的。李安本让我重新审视了自己的来路。

我出生在望江的一个普通家庭，母亲曾是农村戏班的花旦，戏曲的种子在儿时的哼唱中就已埋下。记得初二那年，我独自离家，前往市里的黄梅戏校学习。初来乍到，我甚至连基本的调门都搞不清楚，第一次进练功房练功，就因为强度太大而晕倒。那个时候，我的世界很小，视野里装的都是自己的得失——能不能跟上课程，能不能不被同学笑话，能不能早日登台。这种状态，很像初上太阳山的李安本。

后来，我加入了安庆市黄梅戏艺术剧院，从“学戏”到“唱戏”，实现了身份的转变；再后来，有幸进入中国戏曲学院深造，京昆艺术的严谨与博大，老师们的悉心教导，前辈艺术家的言传身教，让我逐渐明白了“戏比天大”的分量，懂得了何为“担当”，何为“传承”。我的视野被打开了，开始从只关注“小我”的得失，到思考“大我”的价值。这就像李安本在新四军队伍中，被集体的信念和牺牲精神所感化，内心格局不断扩大的过程。

所以，当我在演绎李安本完成最终转变，决定牺牲自己发出电波的那一刻，我所调动的情感，不仅仅是对革命先烈的敬仰，也包含了我个人对职业信念的确认和坚守。舞台上的那些台阶，于我而言，不再是冰冷的道具；那些角色，也不再仅仅是戏中人。他们有了生命的温度和重量——那是父亲用脊背扛起的家庭重担，是前辈艺术家们托付给我们的传承重任，也是每一个普通人，在各自人生的“太阳山”上攀登时，所背负的那份沉甸甸的责任。李安本找到了他的信仰归宿，而我也通过他，更清晰地明确了自己的艺术使命。

未来：荣誉归零，深耕技艺，守正创新

记者：文华奖是至高的荣誉，也是一个新的起点。展望未来，您在艺术创作和个人追求上，有怎样的规划？

虞文兵：文华奖对于我个人而言，是一个需要“归零”的起点。这份荣誉是压力，更是鞭策。它肯定了《太阳山上》这部剧作在艺术探索上的成功，也肯定了我对李安本这一角色的诠释。但走下领奖台，一切从头开始。

首先，我要继续深耕技艺，保持“练”字诀。戏曲演员的功夫一天不练自己知道，两天不练同行知道，三天不练观众就知道。无论是唱念做打，还是对角色的理解深度，都需要持续不断地精进。我会紧跟前辈的步伐，沉下心来，继续打磨。

其次，是守正创新。黄梅戏是优秀的传统艺术，我们要守住它的根，比如经典的唱腔、独特的韵味。但同时，也要为它注入新时代的生命力。《太阳山上》在传统唱腔中融入现代叙事和审美，是一次成功的尝试。未来，我希望能在更多元题材的创作中，探索黄梅戏表达的更多可能性。

最后，是传承与回报。我是安庆养育的孩子，家乡的红色文化浸润了我。获得文华奖后，我多了一份责任，那就是当好家乡的“代言人”。我希望借助自己的微薄影响力，多宣传家乡的红色历史、秀美风光，让更多人知道太阳山的故事，了解安庆，走进安庆。

同时，我也会更多地参与到“戏曲进校园”等活动中，与年轻的学子们交流，希望能在他们心中种下黄梅戏的种子，为这门艺术的未来，尽一份心力。

感恩与黄梅戏的相遇，是它让我的生命有了滚烫的意义。未来的路还很长，但我心怀敬畏，也充满期待。每一次舞台灯光亮起，那一束光里，无数微尘翻涌，那既是绘出来时路，也将照亮一位守正创新者的未来路。

记者手记： 近三个小时的访谈，虞文兵的谈吐始终沉稳而深刻。他谈及角色时的专注，回顾往事时的动情，展望未来时的坚定，都让人感受到一位优秀演员对艺术的虔诚与思考。

在他身上，李安本的弧光与一位艺术家的成长轨迹完美交融。这或许正是表演艺术的至高境界：我们不是在扮演别人，而是在角色的生命轨迹中，不断地重新发现和塑造自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