君子之风 山高水长
欧阳冰云

    大型黄梅戏《大清名相》自上演以来，好评如潮，引起了强烈反响。

    《大清名相》是一部惊心动魄、发人深省、充满正义感、充满人性温暖、歌颂高尚德行的抒情正剧；是一部弘扬主旋律、传播正能量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大戏；是观众呼唤与期待的好戏。 《大清名相》在六尺巷中拉开帷幕，六场核心戏后又在六尺巷中谢幕，“六尺巷”贯穿始终，充分地展示了六尺巷精神。

    曾经看过几个版本的《六尺巷》剧本，《大清名相》是《六尺巷》的延续和升华。 “六尺巷”是一种精神象征，一种中华民族胸怀宽广、克己奉公、严于律己、严谨治家、伸张正义的文化符号。在我们每个人心中，都有一道人性美好而坚毅的六尺巷。

    《大清名相》中张廷玉是一个高风亮节、堂堂正正的正人君子形象，他的所作所为，堪称典范。同样是一个“让”字，《大清名相》突破《六尺巷》邻里之间的礼让，升华为权力面前的“谦让”；大是大非面前的“廉让”；荣誉面前的“智让”。张廷玉“三让”，一层层展示戏剧的精华和核心，使得整个剧情充满张力。

    张廷玉的儿子张若松升为内阁大学士，张廷玉抱病向乾隆帝进言，认为父子同在内阁，于江山社稷不利，应该给别的栋梁之才让路。 “一阶一惊颤，一步一不安”，淋漓尽致地刻画了一代名臣张廷玉的谦虚、谨慎、坚定、刚毅。一句“只怕是委屈了多少天下寒士”，声震朝野，四座皆惊。这是何等的胸怀，何等的气节，何等的风度。心中有别人，心中有国家，心中有天下。这就是一代名臣的谦让。

    张廷玉作为三朝元老，皇帝的老师，有五十年不犯错的美誉，有配享太庙的礼遇，一生光明磊落，忠义赤诚，德高望重。孝悌忠信礼义廉耻，不仅仅是张廷玉修身的准则，也是他治家的准则，更是他效忠国家的准则。张廷玉作为当朝宰相，惩贪肃吏，树敌不少。戏中用黑衣人表现那些官场的恶势力，一正一反、一明一暗，形成鲜明对比，引起强烈的反差。

    退礼的戏，堪称戏中精华。巧妙的舞台设计，使舞台成为灵动的街巷，人在街中走，街随人移动。表现手法新颖、绝妙。张廷玉时而步履蹒跚，举步维艰；时而大步流星，满台生风。这场戏中，墙的开开合合，丰富多彩，瞬息万变，通过场景的变换，表现了退礼人张廷玉内心如江海翻腾。退礼前举步千金，退礼后一身轻松形成对照。生动形象，让观众如身临其境，展示了张廷玉的清正廉明、磊落光明，一身正气的君子形象。抵制贿赂，保持清廉，坚定果断，这是廉让。

    张廷玉为朝廷惩贪肃吏立下了汗马功劳，为了平息乱象，稳定朝局，执意让贤还乡，更重要的是淡泊名利，让出了一生的殊荣——太庙配享。这是一种大气节的让，让出了胸怀和气度，更是让出了智慧，是智让。

    这是一位鞠躬尽瘁的老臣为了国家，为了江山社稷，以退为进的智慧选择。“老臣退一步，圣上进三步。当此关头，收回老臣之太庙配享，待风平浪静，圣上尽可铲除巨蠹，肃清贪墨，起用新人，造福黎民。圣上不可犹豫了，反腐惩贪，任重道远哪！ ”句句肺腑之言，铿锵有力，掷地有声，这是一种大智慧，推心置腹，说服乾隆，使得乾隆皇帝放开手脚，大刀阔斧地惩治贪腐。

    张廷玉一生，“终身让人道，曾不失寸步。 ”（曾国藩《不忮不求诗》），让与不让，泾渭分明。儿子晋升，谨慎谦让，为的是给天下贤者提供机会和平台；拒收礼金，毅然廉让，为的是弘扬正气，磊落做人；退居故里，为的是江山社稷。这些当让，毫不犹豫；当面对恶势力，面对黑衣人，坚决不让，这是原则，是信念，是做人的根本。

    《大清名相》结尾巧妙地安排在六尺巷，首尾呼应。“一条六尺巷，走出父子双宰相。一个是，邻里为尊，谦卑礼让；一个是，社稷为重，隐忍退让”。皇帝亲临六尺巷，因为三朝元老张廷玉的隐忍退让，换得了大清上安下顺，弊绝风清，乾坤清朗。一道圣旨，抚慰了老臣张廷玉的心，也温暖了天下人的心，天下归心，圆满和谐！君，是明君，是明辨是非、黑白分明的权威；臣，是贤臣，是大义凛然、谦恭礼让的榜样，君臣一心，政权就是铜墙铁壁，任何腐朽都无法入侵。

    庄严的官员队伍走六尺巷，将戏曲进一步推向高潮，也将六尺巷推向一座精神的巅峰，成为人们心中的一座丰碑，成为人们仰望的高度。六尺巷，是一个文化符号，是一个精神象征，是人类历史上文明的标尺。让，是国家文明程度的标尺，有了让，才有秩序，才有仁义礼智信，才有文明。让，不仅仅是在戏曲中传承，不仅仅是在六尺巷传承，更应该成为我们全民的行为准则，以“让”修身，以“让”齐家，以“让”报国。同时，将“让”这种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代代传承。

   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，“精品之所以精，就在于其思想精深、艺术精湛、制作精良”。精品应该用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现实生活。 《大清名相》正是这样一部观照现实生活的正剧，是一部聚集正能量、弘扬正气之歌的好剧。 《大清名相》已经超出了戏曲要表达的本身，上升到社会层面，成为人们为人之道、为官之道、处世之道的范本。

    大凡艺术创作都必须面对虚与实的问题。历史为戏剧提供真实素材，戏剧则通过构思、立意、剪裁和情境化，使之成为合乎戏剧艺术逻辑的自为的独立空间，这正是戏剧（以及文学）假定性的本质。应该说，历史剧与史实的关联更为紧密，虚实的处理也更为棘手。

    在黄梅戏发展史上，由老生主演的历史正剧尚付阙如，《大清名相》应时而生既有它当下的特定背景，同时也有它进一步拓宽自身“戏路”的内在需求，以下笔者就《大清名相》的创作谈几点看法：

    其一，此剧跳出了“六尺巷”的狭窄空间以及“礼让”主题的单一指向，将笔触伸向父子宰相历经数朝的历史空间，将法治、道德精神和人性冲突置于官场和家庭的双向情境之中，带给人更多的文化历史意蕴。该剧创编者对 “六尺巷”素材的处理颇具匠心：一方面在首尾两端将“六尺巷”这一具象作为舞台布景使之情境化，同时这一象征性符号显现为修身齐家的传统文化背景，一实一虚，相得益彰，全剧因此笼罩在代有传承的道德文化的氛围之中。

    另一方面将笔触集中到张英第二代——三朝相国张廷玉的身上，从传说走向历史，从典故切入实存。第一场写张廷玉“让贤”——先让探花：当年儿子张若松殿试中一甲第三名，张廷玉身为主考认为不能委屈天下寒士，请求让出探花之位；后让阁位：乾隆颁旨将张若松升为内阁学士，张廷玉闻知后极力反对，认为阁位有限，父子同占会引起众僚不满朝局不稳。

    第二至五场写张廷玉 “退礼”和“丧子”：张廷玉寿辰那天，其子张若松借来一幅古画临摹，谁料古画中暗夹着商贾送来的三万两银票作为“寿礼”。张廷玉带着儿子挨家挨户连夜“退礼”，但次日仍在朝廷引起轩然大波，张若松不久抑郁而死。贪腐势力与正大力量，法与情，道德与人性的冲突在这里得以充分展现。丧子之痛给张廷玉的廉正抹上一层悲剧色彩，全戏因此达到高潮。

其二，此剧将社会贪腐势力设置为一群无处不在、影影绰绰的蒙面黑衣人，化实为虚，充分调动了舞台艺术的虚拟性手段，既暗示贪腐势力无所不在，也为主要人物腾出了表现空间。但全剧仅靠 “黑衣人”，前台没有一个贪腐代表人物出场，戏剧冲突的烈度和复杂性有所减弱。假如让军机大臣、皇室宗亲讷亲由暗处走向前台，在第四场与张廷玉正面交锋，效果会更好。

英国戏剧家琼斯说：“当剧中一个人或几个人物，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‘起来对抗’某个敌对的人，或敌对的环境，或敌对的命运的时候，便产生了戏剧。 ”凡贪官污吏大都是“双面人”，他们将廉政反贪口号喊得震天响，私下却大行贪腐之实。倘讷亲上场“表演”一番，不仅有更多“好戏”出现，而且与“黑衣人”形成呼应。环境设置得愈险峻对表现主角的性格愈有利，对于揭示本剧主题也更有力。

其三，《大清名相》最成功处，是将礼让谦退和廉正拒贪作为一个精神整体来把握，将为人之德与为官之道贯通起来，将法治（外）与修德（内）统一起来，即所谓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，并营造戏剧性情境加以抟塑。

戏剧性情境是促使人物产生特有动作的客观条件，是戏剧冲突爆发和发展的契机，是戏剧情节的基础，主要包含剧中人物活动的具体环境，特定的情况如事件，特定的人物关系。该剧第二场在相国宅邸生辰日设置了一个由喜而愕，又由愕而怒的情境，父子关系、母子关系、祖孙关系和父女关系纠缠在一起，使“银票”事件冲击了多个层面因而造成多种情感交织：惊恐、愤慨、无奈、惶惑、袒护、懊悔、惨痛等，角色间的不同情感状态产生了张力并转化成激烈的戏剧动作，极易在跌宕起伏的戏剧冲突中生成“戏味”，因而也最易拨动观众的心弦。

黑格尔将冲突性情境视为戏剧性情境的核心。他指出：“情境本身还不是心灵性的东西，还不能组成真正的艺术形象，它只涉及一个人物性格和心境所揭露和表现的外在材料。只有把这种外在的起点刻划成为动作和性格，才能见出真正的艺术本领。”情境变化造成场面变化，戏剧冲突是在不断转换、前后衔接的场面中一步步推向高潮的。 “银票”这一偶然事件在全剧中是导火索，从第二场一直“烧”到第五场，典型情境在张氏宅邸和朝堂之间轮转，直至推向全剧的高潮。

《大清名相》从本土文化资源中汲取君子之道和为官之德的优良元素，据史而构，虚实相生，塑造了一代名相张廷玉廉于自守又敢于担当的清正形象，成为近年涌现出来的反腐倡廉的难得好戏。

长城万里今犹在 六尺巷中风永清
沈天鸿

新编黄梅戏《大清名相》，上演以来，频获好评。这是一台什么戏？一台正剧，一个勇气如英雄、道德近于圣人的清朝大学士张廷玉，在乾隆皇帝支持下反腐败的戏。如何让历史正剧中“英雄加圣人”的形象鲜活动人起来，《大清名相》找到了自己的方法。在我看来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。

一、将人物巧妙地置身于历史事件中

英雄加圣人的张廷玉必须被置身在历史性事件之中。《大清名相》选择的历史性事件就是反腐败。但《大清名相》基本回避了正面抒写这一历史性事件，别出心裁地从侧面来写，并且这个侧面是张廷玉的家庭。家庭是一个人卸下面具最为平常的空间，张廷玉在他自己的家中，既保持其英雄加圣人的本色，也显露了他与常人一样的种种方面，包括吃糍粑时的那种 “越老越没个吃相”。这既让张廷玉这个形象丰满起来，又消除了与观众的心理距离和感情距离，从而产生了感染观众所必需的美学感染力。

反腐败这一历史性事件不仅被侧面书写，而且还被虚写，但即便虚写，也仍不减正面写反腐败你死我活的激烈性（例如，张廷玉为此晚年丧子）。戏剧必须有一种可以直接看见和感受到的强度，没有这种强度，就不能抓住观众。

在《大清名相》中，这种能抓住观众的强度，非反腐败莫属。《大清名相》因此将它推到了你死我活的激烈程度。而由于主要是放在家庭的空间里来虚写，《大清名相》得以并且能够同时刻画了张廷玉父子乃至家中其他人的心理感情，从而使反腐败英雄有血有肉。

二、在反腐题材中凸显传统文化精神

《大清名相》以演绎那首流传至今的名诗——张廷玉父亲、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张英的《六尺巷》为序幕，尾声仍然再演绎这首《六尺巷》。开头结尾互相呼应，中间六场正戏演的是你死我活的反腐败。

尽人皆知，《六尺巷》这首作为家书的诗的全文是：“一纸书来只为墙，让他三尺又何妨。长城万里今犹在，不见当年秦始皇。 ”它体现的是属于中华传统文化精神的谦和礼让精神。从具体当事人来看，一方是俗称宰相的大官，一方是平民吴家，而且是吴家侵占了张家的地基，但张家让了三尺，吴家极其感动，也让出三尺。这固然显示出张家与吴家的道德风尚，但更重要的是显示了官民有利益之争时应该如何解决矛盾，是处理官民关系的范本。

这样的一首诗与六场反腐败的正戏似乎风马牛不相及。但《大清名相》和谐地将其统一起来，从结构上看则实现了“金包玉”（以序幕和尾声包住六场正戏）。具体地说，是以六场正戏中的谦让（让官）、忍让（退礼）、退让（辞官）呼应并落实序幕和尾声中突出的礼让精神。

导演卢昂在《六尺巷走出的大清名相——新编历史黄梅戏 〈大清名相〉导演手记》中分析得好：“他的退（指辞官），并非个人品德有瑕疵，也不是害怕腐败利益集团的围攻，而是以退为进，反守为攻，是一种大智慧，最终换来的是社稷安康，万民福祉。这时候张廷玉的退，是非常了不起的，这要比退让三尺宅基地重大许多，深远许多。这个退让，其实正是张英‘让他三尺又何妨’的精神延续，也是家风的传承，是一种博大情怀。 ”

《大清名相》“金包玉”的结构由此获得成功，和谐而统一。并且使得本来只有反腐败主题的戏，上升到中华传统文化精神的高度，展示如何为官、做人、育人，主题得以丰富、厚重。

三、深化戏剧表演中的艺术感染力

中国戏剧表演的特色之一是“写意”。 《大清名相》对写意有追求并且比较成功。序幕和尾声，尤其是尾声对《六尺巷》一诗的演绎，就是显例。此外，将反腐败主要放到家庭空间来虚写，以及无处不在的黑衣人，也都可以看成是写意手法的另一种运用。另一方面，提出“文学原型”说的批评家弗莱认为，文学原型是一切文学故事的“故事”，这个故事就是神的诞生、历险、胜利、受难、死亡直至复活。

喜剧讲的是神的诞生和恋爱的部分；传奇（正剧）讲的是神的历险和胜利；悲剧讲的是神的受难和死亡。用弗莱的这个观点来看，尽管导演强调这台戏不是一出悲剧，但《大清名相》说的就是神的历险和胜利、受难和死亡，是正剧，但也有悲剧的气息——反腐败虽得到皇帝支持，但张廷玉仍然因此晚年丧子，被收回太庙配享，凄风苦雨黯然还乡。最后虽然胜利，也只能说是险胜、惨胜，增强了艺术感染力。

卢昂在导演手记中写道： “通过张英之子——康熙、雍正、乾隆三朝老臣张廷玉‘让’与‘不让’的决然选择重新结构故事，希望赋予‘六尺巷’更为悠长、深远的历史和文化意义。”“我希望，‘六尺巷’能够成为一种象征，一种中华民族胸怀宽广、克己奉公、严于律己、严于治家、正义伸张、勇于决战与牺牲的文化符号。”《大清名相》上演后广受好评，正是对《大清名相》达到上述目的的一个证明吧——长城万里今犹在，六尺巷中风永清!